为医之道，修身、立德，治学，各有宗奉。今撷取先生日常有关论说数则，以窥先生为医宗旨及治学观点之一斑。

医乃仁术 为医首重立德

医者之对象为患者。患者对医者之要求一为医术高超，二为态度和蔼。庄子曰： “医者，道之脉，仁之源也。”自古即知医乃仁术，是故为医须德术并重。所谓“医无术不行，术无道不久。”此道者，即若孙真人所言之“先发大兹恻隐之心，哲愿普救含灵之苦”，亦即救死扶伤之意。此即吾侪所当奉之宗旨。以斯为本，以区别于挟仁术而唯名利是图者也。

[按]医者首重立德。先生每以谆谆训导门人，自身益奉为圭臬而遵行不息也。

撷长修短 不囿门户之见

自古以来，中医流派众多，然均各是其是而各非是非，能博采众长，兼收并蓄者鲜。而诸门人亦多从师说，以师所是为是，师所非为非，此诚中医学发展之一憾。荀子对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尝评价谓： “诸子皆有所见。亦皆有所蔽。”中医之门户之见又何独不然?故今之欲工医者，恒宜求证于实践，凡验证有效者方可以为是。国内名家亦皆出之于实践，固未可厚非。吾人但当求同存异，撷其长而修其短。若独守师说而轻视诸贤者，是自绝于真理。苛党同伐异，徒从感情出发者，品斯下矣。

学医习典 求真不若求善

业医自然要钻研医学典籍。然医药典籍每多文词古奥。于学习、理解、注释时，间或有“宁善而不真”而“毋真而不善”者。此“真”，泥于原文而学骥也，“善”者、重于临床而切实也。即以《内经上古天真论篇》。中之真人之释为例，现今均认可为“懂得养生之道的四个不同层次(真、至、圣、贤)的人中之一种，即掌握天地阴阳变化规律，善于保全精气、神的养生水平最高的一种人”。然此释即“善而不真”。盖《内经》之成书，其观点多有与道家相合者，这已被众多学者所认同，无庸赘述。有人甚至认为《黄帝内经》基本上是道家学说在医学界的应用和发展。而“真人”之意，在道家系指“修行得道之人”。设若以此解释《内经》中之“真人”，真则真矣，能谓善乎?故曰或当“宁善而不真”。

[按]“真人”之解，存疑当已不多。然以上两种解释，在50年代初编写某一教材之《内经讲义》时，即曾有过激烈的争议。笔者以为，“宁善而不真”符合有破有立才有发展的精神。如清·喻嘉言之《秋燥率》与“清燥救肺汤”，因其符合临床实际，已被后世所认可，是对疾病及季节淫邪理论的一种发展。但此说无疑是对《内经》中“秋伤于湿，上逆而咳”“秋伤于湿，冬生咳嗽”之经文的否定。古云“从善如流”，日常事亦须如此，况关于人命之医术呢?虽为经典，辗转几千年，亦难免有误，因此才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。否则，求真而不求善，不惟理解医典，即使是运用他人之经验以应诊时，恐也难逃胶柱鼓瑟之嫌的。

遣方用药 贵在左右逢源

先生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赏用二麻四仁汤。合欢皮、苍术、厚朴为其常加药物。尝有门人请益，谓合欢皮乃安神药，苍术、厚朴为调理胃肠药，缘何肺系疾病寐安纳佳者亦每加用之耶?先生释疑曰：

肺系疾病加用合欢皮，其因在于合欢皮能够抗肺部感染。此于前人书中早有记载，唯非一般所习知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上说，合欢皮一味，称之为黄昏汤，可治肺痈吐血。该药和血止痛抗感染，临床用之治肺痈有特效。故肺系疾患，不管能寐与否均加之，此谓之用意双关。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中说：“喘家作，桂枝汤加厚朴、杏子佳。”以厚朴、杏仁相伍，既可降肺逆，又可开肺郁。而苍、朴又可兼护消化道，培土以生金，此即纳佳用，朴之用意所在。要在临床中做到善于用药，就得善于顾此及彼，所谓触类旁通、左右逢源，一石投两鸟是也。

[按]欲求临症遣方用药得心应手，必须对药物之性能功效广泛全面了解。那样，虽然看起来某些药物的用法似乎仅出一己之意，而古意实在已包含其中。园机活法，全在于知识之广博，敢不孜孜以求乎。

行医唯实 知常才能达变

“理论多落后于实践，吾等只可修正理论以说明事实，而决不可修改事实以迁就理论。”此乃余之座右铭。倘于总结疗效时，治愈则收录，不愈者则删去，虽统计起来疗效极佳，然重复之结果便可想而知。而若经不起重复，则其存在价值安在?究其因，未唯实也。

中医能流传繁衍至今，其中虽有许多道理尚难阐明，然俗语云：“不管白猫黑猫，能捉老鼠就是好猫。”病愈而理未明，可以留给后人通过实践再不断升华，探明奥秘，不可以“经验”、“偶合”加以贬低甚至抹杀，而应注重实效。为医求学，自须虚怀若谷，然亦并非良莠不分一应兼容，而是择其善者习之。其法可概括为一听、二看、三想、四动手。听其言：在理否?观其行：有效否?想一想：有效之因何在?而后再经亲手验证。若此四环皆通，则此学说或经验便为确实可信。只有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研究中医自亦然如此。

中医治疗水平之提高，关键在于唯物辨证。此“物”，乃验方达药也。而验方达药，无疑从前人之实践中来，然后在千百次实践的基础上将之上升到“理”“法”的高度，而后又以此作为再实践时之指导，并在不断实践中修正理法。如此反复循环，水平自可提高，而中医理法方药之系统自亦能不断完善。

在现有的“理”“法”指导下去运用常规的验方达药，此为知常。然方药固有定式，却非一成不变，于临症时根据病情具体变化选择用药，而不是按图索骥，此即为达变，亦即辨证而施治也。以余所宗之“解郁通障”治则为例，亦即从知常达变而来，系针对现实的人，从整体角度予以调理。须知各种医疗方法学术观点之形成，无不与为医者所处之时代、环境密切相关。倘金元时期没有民众之食不果腹、颠沛流离，便不可能产生东垣之脾胃学说。而今之民众，大多非营养之不足而是营养之过剩。特别是小儿，至多是娇生惯养而吸收不佳致机体抵抗力之不足，亦即抗力之障碍。障碍者，郁滞也。郁滞不流通自须解郁通障。

郁滞之部位不同，所用之方自亦有别。如脑子里有郁，不管是积液、血肿、肿瘤，以柴牡三角汤加对症药主之；胸膈呼吸系统以二麻四仁汤为基本方；心血管疾病以风心保安汤、舒冠顺气汤为基本方；肝胆系统或整体之障碍，则应之以疏肝和络饮。总而言之，生机之要点在于气血运行通达无碍。故余主张以通为用，以祛障为手段，调和为目的。此即常用以上几张方子之因由。或有人讥为不知变化，实不知古人以方应病者早亦有之。只要掌握病机分类，用之自无大错。如气虚之四君汤，血虚之四物汤，依据病机分类，有其病机即用其药，方子大同小异又何需惊诧?处方给人服用，服后舒适便中契机。只要胸中有大局，掌握整体观，而又注意辨证论治，亦即知常而达变，自然得心应手。当然，以之为基础之验方达药则非长期积累不能有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