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，经常谈到“养生”之道。在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----《黄帝内经》里，叫做道生，亦有人把它叫做“摄生”、 “养性”。大致的内容：一是预防疾病，二是保障健康，三是延年益寿。

生存与死亡，健康与疾病，衰老与寿考，是表现机体的发展过程。

生存与死亡

任何一种生物，它的生存都具有两种基本要求：一是把外界摄入的养料与空气变化为能，以维持生命之延续；一是使用生殖能力，把历代遗传得来的“基因”，一代一代繁衍下去。历史实践告诉我们： “适者方能生存”，说明生存是要有条件的。 “有生必有死”，说明“永生”是不存在的。

生存是有条件的。《黄帝内经》说“天食人以五气，地食人以五味”，提示人们离开不了自然界的输入和食物养料的供应，没有它就不能生存。《内经》又说： “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，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，故能形与神俱，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。”它提出生命的延续，是有限度的，即使超越了百岁大关，还是要去的， “永恒不死”是不可能的。有生必有死，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。但是讲究养生之道，来延长寿命却是可能的。

疾病与健康

“疾”从外得，如矢之中人， “病”由内生，如丙之内燃(丙即火也)。患苦为疾，疾甚为病，疾病的含义大致相似，总是人体违和的一种不健康现象。所以疾病两字常常联在一起。

健康两字，也是常常联在一起，实际的含义则稍有出入。《辞源》精力强壮曰“健”，《易经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《辞源》“康”，乐也。《诗经》“无已太康”。从字义上看，可以理解“健” 是体格的强壮， “康”是精神的愉快。健而不康，康而不健，都是美中不足。同样理解，有病的人，必然影响健康，但健康的人，未必不生疾病。因此预防疾病，即所以保障健康，也只有保持健康，才能预防疾病，这里面，也有密切的因果关系。

我国古代医学，很早就有“预防疾病”的思想。现在节录数则如下：

《黄帝内经素问·四气调神论》：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，……夫病已成而后药之，乱已成而后治之，譬犹渴而穿井，斗而铸锥，不亦晚乎。”《黄帝内经灵枢·顺逆篇》：“上工治未病，不治已病”。

“预防为主”的思想，不但贯穿在早期的医学体系里，即非医学的书籍中，也具有这种思想。

《管子》：“惟有道者，能避患于无形，故祸不萌。”

《淮南子》：“良医者，常治无病之病，故无病。圣人者，常治无患之患，故无患也。”

这种思想，发展到汉朝张仲景，就应用到临床方面。他在《金匮要略》第一卷里就说： “夫治未病者，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”， “中工不晓相传，见肝之病，不解实脾，惟治肝也”。后人根据这个原理，从整体出发，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向，产生了非针对性的“隔二隔三治法”，如“肝病实脾，脾病治肝”，都是从预先估计疾病之影响，而提前做好预防性治疗的。这里牵涉到疾病发生、发展的因果规律，也就是疾病和健康的相互关系。

疾病是人体对致病因子所起之反应，这种复杂的反应形式，既包含了病邪的入侵，也体味到这是正气的防御手段。这里面既有疾病的特点，还有个体的特点。

我们古代医学，限于时代文化的限制，把一切致病因素，包括自然的气候变化，微生物的感染，以及物理的刺激，都归纳为外来之“邪”，由于饮食不当，起居失常，精神不安等因素，归纳为内因之“邪”，甚至把内外因素所引起机体反应的病理产物(如痰饮瘀滞等)，也说成是一种害正之邪。治疗疾病，一种是祛除外来致病因子，一种是调整因抗邪而引起之内部紊乱，一种是采取针对性的祛邪手段，一种是激发机体的防御功能，从而提高人体固有的“自然疗能”。人们若能够掌握疾病因果规律，对于保障健康是有好处的。

怠逸与锻炼

人生活在自然环境里，也生活在社会环境里，讲究养生，当然不能不涉及外在环境，因此我国古代养生家，就提出了二种不同的看法。

《黄帝内经·上古天真论》曰： “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，皆谓之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?”《生气通天论》又说： “清静则肉腠闭拒，虽有大风苛毒，勿之能害。”

古人认为一切致病因之，是外在的“入侵者”，这是外因。外因的所以能植入，是由于正气内祛的缘故，所以又说“邪之所凑，皆其气之虚”，它不否认外来致病因子是发病的根源，但它更强调内因是根据，外因是条件，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。这种逻辑原是对的，但是把内因的加强，寄托在清静恬淡的修养方法上，那就不可靠了。

恰恰相反，许多有实践经验的医家，就不同意这种消极的修养方法。他们认为一味顺应自然迥避虚邪，永远是处于被动地位。 “御邪有道，虚静为保”，实际也并不保险。生命的存在，是斗出来的，不是保出来的。汉朝华陀对他的学生吴普说： 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耳。动摇则谷气全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。譬如户枢，终不朽也。是以古之‘仙者’为导引之事，熊颈鸱顾，引俯腰体、动彻关节以求难老。我有一术，名五禽之戏，体有不快，起作一禽之戏，怡然汗出，身体轻便。”他的学生照此实行，老而弥健，百疾不生。这正是积极有为的养生方法。比那老庄之学，专门讲究“清静无为”要高明得多了。至若一味地放松形体，精神懈怠，贪图安逸，以为不参加一切劳动和活动，不消耗一点体力就是“清静无为”，那就非但不能养生，反足以有碍养生了。

补养与通利

冬天到了，及时进补， “向健康投资”嘛!听来很顺耳，至于该补不该补，补些什么?怎样补法，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。

祖国医学认为疾病是人体和一切致病因子作斗争的产物。中医的术语叫做“邪正相搏，病由以生”。针对外来致病因子，包括微生物的感染、自然界气候的变化……中医有一套“祛邪疗法"。针对机体内部的紊乱，中医也有一套“本体疗法”。其中包括增强体力的强壮疗法，排除障碍的通利疗法，调节偏胜的平衡方法。 “补法”只是强壮疗法中的一个环节。补些什么?中医又是利用阴阳学说来加以发挥。阴代表一切客观存在的物质，阳代表一切功能上的表现。阳以阴为体，阴以阳为用。所以一切物资缺少都曰阴虚，一切功能衰弱皆是阳虚。物质潴留丧失利用价值名曰阴滞。功能异常亢进则名曰阳亢。补法分滋阴和扶阳两大类。补充机体需要的物质名曰滋阴。例如补血养营生津增液填精充髓等方法都属之，欲言增资是也。振奋机体各种衰弱的机能名曰扶阳。例如益气强神补气轻身健脾强筋骨等皆属之，俗谓之“蓄能”是也。阴阳是相对的，阳太旺则阴消，阴太盛则阳困。所以阴虚之人不应扶阳，阳衰之人不合滋阴。如果补错了，非惟无益，而又害之。

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，主张药以治病，病去而虚者，谷肉果菜食养尽之。他反对盲目进补，开后世“药补不如食补”的先声。这虽然有一些偏见，但针对病态社会的乱吃补药，也不失为一种“箴言”。

补养的反面，就是通利。以通利为手段，从而消除疾病，保障健康。抱这种主张的医家，也不在少数。他们以为疾病是一种障碍，堵塞了自然疗能的道路。气血流畅，内外通达，是生存的主要条件。一个人几天不大便，就会浑身不舒服，几小时的小便不通，就使你胀满难忍。说明在人体上任何区域任何通道，一旦发生了障碍，就会带来灾害，形成疾病。正常人的生理，原是建筑在不断新陈代谢的基础上。人体一旦罹了疾病，人体与疾病抗争的战斗的体系，迫使新陈代谢的工作大大增加，同时代谢功能所产生的老废产物，也大大的积累。这种代谢的产物，如果不能及时排除，就成为抗战中的“绊脚石”。毫无疑问，这种自己制造出来的病理产物，增加了机体的负担，产生新的致病因子。这是指一种比较急性的疾病而言。至于老年人或久病的人，身体里的废料日渐累积，日子一久不但可以促进衰老，也可以成为“死亡之阶”。

补养疗法与通利疗法，原是一种相互影响的治疗原则。中医应用滋阴扶阳等强壮疗法，来应付许多衰弱的病人、久治不愈的病人以及一切退行性病变的病人，的确有出色的表现。但是没有明显的亏虚，滥用乱用补药，也是非常有害的。通利疗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排除机体的一切障碍。凡是胃肠道有湿浊积滞或异物逗留者，呼吸道有分泌物停留者，循环系统有蓄血凝瘀者，膀胱蓄水、淋巴液潴留、脏腑有症结存在者，中医应用消导行滞、豁痰涤饮、活血化瘀、祛湿泄浊、破结通经等方法，目的都在于排除障碍，恢复自然疗能，当然是有的放矢。但身体虚弱不任攻伐，而滥用通利之法，也是容易偾事的。所以古人说： “毋实实，毋虚虚，绝人长命”，这是一种持平之论。

偏颇和平衡

偏中之两旁曰偏，故侧重一面曰偏。颇：不平也，偏向一边曰偏颇。

平：均也、齐一也，无高下曰平，如水平、地平是也。

衡：所以称物轻重曰衡，如天平之属。防止偏颇，保持平衡，在中医治疗法则中，始终占重要的位置。这种平衡观点，在对待养生之道方面，也有很大的影响。

人体生理功能的相对稳定，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条件，体温、血压、脉搏、血液酸碱度、血糖浓度等等，都得保持在正常的范围里。偏离这个水平，就是病态。偏颇太甚者，可因此而致死亡。生理学告诉我们，人们的机体在生活过程中，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平衡，这种平衡是建立在相互对立统一的基础上。如物质的同化和异化，神经的兴奋和抑制，肌肉的收缩和舒张、血流方面存在着推力和阻力、体温的产生和放散、血液的凝固与抗凝固、免疫反应中之抗原与抗体、激素之间的相互拮抗与相互抑制……等等。没有一个器官，没有一种过程不是矛盾的对立，既有斗争，又有统一，由此推动事物的变化与运动。并且由此而保持了相对的平衡。不难理解，正常人的生活，原是相对地宁静的，疾病把人体的功能和体液扰乱了。这种被扰乱的功能与体液，它的表现不是太过就是不及。不管疾病的来源是什么，这种异常的功能，总得要矫正。

祖国医学在这个问题上，仍然应用“阴阳学说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《黄帝内经·生气通天论》说： “阴阳之要，阳密乃固。…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。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。阴阳离决，精气乃绝。”中医经常用阴阳两字来引证人体内在的矛盾的斗争的动态，并以此来指导治疗。阴代表物质，阳代表功能，物质以平为度，并非多多益善。功能以秘为贵，大忌兴奋暴露。以此为养身准则亦然。它们认为营养物质固然是需要的，但只令适用，便是够了。营养不足，固然是病，营养过剩，同样也是病。功能的发挥是有目的性的，该用则用，大忌机能妄用。所以功能衰退是病，功能亢进也是病。推而广之，人类的生活习惯思想行动，都受这条准则的约束。例如物质缺少而功能亢进，名曰阴虚阳旺。机能亢进，促令物资消耗，名曰阳旺阴虚。体内废料过剩，阻碍了功能的发挥，名曰湿盛阳困。功能衰退而致水湿潴留，名曰阳衰阴盛。这种术语，都是从临床实践中体会得到的。至于有关生活方面如饥饱劳逸都要恰到好处，不及是病，太过也是病。都要以平为度，勿令偏颇为患。

药石与食饵

“药”，治病草也。凡物之可以治病者皆谓之药。古以草木虫石谷为五药。俗省写为药字。

“石”，砭石也，古人磨石成针，或以之放血，或以之刺激而治病也。药石二字连在一起，言治病之工具，包括药物的药理作用和砭石的物理作用，以之来治病也。

“食”，所以养口腹之物皆曰食。

“饵”，粉饼也。凡病人所食之滋养品统名食饵。药石为治病之工具，食饵为营养之物资。古人治病，或者以药石来治疗，或者以食饵来调理。前者为药物疗法，后者为食养疗法，两者相辅为用固不可偏废。后人治病侧重于药石，而忽略于食疗，此风古已有之，于今为烈。

有病之人，寻医求药，几乎成为常规，甚至稍稍有一些不适，就大张旗鼓，选医择药，好象非此不足以愈病。其实人类机体、自有其疗病功能。求药愈勤，自然疗能的作用愈益低落，甚至造成任何小病都非得依赖药物不可，这种消极因素，我国古代学者早已悬为禁例。唐·孙思邈《千金方·食治方论第一》说： “仲景曰，人体平和，惟须好将养，勿妄服药，药势偏有所助，令人脏气不平，易受外患”。扁鹊曰： “人之所依者形也，乱于和气者病也，理于烦毒者药也，济命扶危者医也。安身之本资于食，救疾之速凭于药，不知食宜者，不足以存在，不明药忌者，不能以除病”。他又说： “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，知其所犯，以食治之，食疗不愈，然后命药，药性刚烈，犹如御兵，兵之猛暴，岂容妄发，发用乖宜，损伤处众，药之投疾，殃滥亦然。”《黄帝内经·五常政大论》很早就对药石和食饵的关系，有了明确的指示。它说： “病有久新，方有大小，有毒无毒，固宜常制矣。大毒治病十去其六，常毒治病十去其七，小毒治病十去其八，无毒治病十去其九，谷肉果菜食养尽之，无使过之，伤其正也。”说明我国古代先哲，对于用药治病，有一个常制。不是有病就得吃药，吃药也有一个制度，它和食疗的关系经常互为表里。今人只重药疗，不讲食宜，显然给人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。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。古医籍中有关膳食方面的格言很多，如《千金方》说： “善养性者，先饥而食，先渴而饮，食欲数而少，不欲频而多，常欲令饱中饥，饥中饱耳。”叶天士《临证指南医案》说： “饮食自适者，即胃喜为补”等，均有深意，亦可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