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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时期药物与方剂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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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是中国药物与方剂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。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,药物与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。以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方药及其理论最有代表性。它们分别被后世誉为“本草学经典”和“医方之祖”,对秦汉以前的方药及其学术理论是一个阶段性总结,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 

一、《神衣本草经》等反映的药物成就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为先秦至秦汉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,它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。

(一)创设药物分类法

《本经》问世以前,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已有相当积累,随着药物种类的日益增多,迫切地需要对药物进行分类。

《本经》首创上、中、下三品分类法。

三品分类法是基于当时人们对药物性能、功效和临床应用而得出的,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,陶弘景在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中指出:“上品药性,亦皆能遣疾,但其势力和厚,不为仓卒之效……。中品药性,疗疾之辞渐深,轻身之说稍薄,於服之者,祛患当速。而延龄为缓……。下品药性,专主攻击,毒烈之气,倾损中和,不可常服,疾愈即止……。”

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,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,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。对汉代及其以前按“草木虫石谷”“五药”分类法有所发展,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,有着启发作用,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。

(二)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

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

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的学说。《本经》云:“药有君臣佐使,以相宣摄合和,宜用一君二臣五佐,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。”君药即主药,在方中起主导作用,臣、佐、使逐级以配合主药的作用。

提出反映药物各种相互关系的七情合和的学说。《本经》云:“药有阴阳配合,子母兄弟,根叶华(花)实。草石骨肉,有单行者,有相须者,有相使者,有相畏者,有相恶者,有相反者,有相杀者。凡七情合和当视之,相须相使者良,勿用相恶相反者。若有毒宜制,可用相畏相杀。不尔,勿合。”

发展了关于药物四气五味的理论。指出了关于药物性味、采集时间,干药收藏,地道药材,主熟炮炙,真伪鉴别,宜新宜陈等。提出了有关药物的采集炮炙、加工等理论。

发展了药物制剂的学说。这些论述对药物的制剂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。

(三)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

《本经》指出:“凡欲治病,先察其源,先候病机,五藏未虚,六府未竭,血脉未乱,精神未散,食药必活。若病已成,可得半愈。病势已过,命将难全。”把药物与临床治疗紧密联系起来,进行考察,以免妄药。并指出药物并非万能,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。“若毒药治病,先起如黍粟,病去即止,不去倍之,不去十之,取去为度。”在使用有毒性的药物时,其用量应根据病情,宜从小剂量开始,若不愈再慎审地逐渐加量,以愈为度。

(四)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

如《本经》所载:人参“主补五藏,安精神,定魂魄、止惊悸,除邪气,明目,开心,益智。”菊华(花)“主风头眩肿痛,目欲脱,泪出,皮肤死肌,恶风湿痹,久服利血气。”黄芩“主诸热黄疸,……,逐水下血闭,恶疮、疽蚀火疡。”黄连“主热气、目痛……,明目,肠,腹痛下利,妇人腹中肿痛。”当归“……,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,妇人漏下绝子,诸恶疮疡。”海藻“主瘿瘤气,颈下核,破散结气,……。”等等。这些理论与用药经验,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,被历代医药学家所遵循,其中许多药物之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,如人参补益、麻黄定喘、黄连止痢、海藻治瘿等,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药物。《本经》还对炼丹术、丹药,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药知识与经验,也给予记述。

但是,在《本经》中还杂有一些“神仙方术”、“长生不死”等迷信思想,应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的接受。

 

二、丹药、石药

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先秦,至秦汉时期更加兴盛,特别是东汉时期炼丹士与道教联盟,为魏晋时期炼丹活动打下了基础。

炼丹者的主观期望是使贱金属矿物变为贵金属,实际上却对于药物化学的发展多有贡献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所记载的炼丹原料还有曾青空青、石胆、朴硝、消石、石流黄、铅丹、石钟乳等及其提炼物。《周易参同契》记载了鼎炉等炼丹器具和炼丹所用的汞、铅、硫黄、胡粉、铜、金、云母、丹砂等。炼丹所得结果,可作外疮用药。武威汉简《治百病方》中载有用丹药治麻风病的方剂,关于尸体防腐使用汞、丹砂者在秦汉前后也不乏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。

 

三、《伤寒杂病论》对方剂学的贡献

方剂学的成就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主要贡献之一。汉代是方剂学大发展的时期,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略》记有经方11家,274卷,但魏晋以后已亡佚。东汉末年成书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必然对秦汉以来医家遗方及同时各家的方剂进行了广泛择取。它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辩证为准则,灵活地运用于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的治疗中。

据统计,《伤寒论》收载方剂113首(其中禹余粮丸有名无方,故实为112首),《金匮要略》收载方剂262首,除去二书重复者,实得269首。《伤寒论》中的方剂可分为十二类,如桂枝汤类19方,麻黄汤类6方,葛根汤类3方,柴胡汤类6方,栀子汤类7方,承气汤类12方,泻心汤类11方,白虎汤类3方,五苓散类4方,四逆汤类11方,理中汤类9方,杂类22方。《金匮要略》中方剂较《伤寒论》更为丰富,如其分痰饮为四种:痰饮、悬饮、溢饮、支饮,分析其病机,辨别其寒热:选用方剂达16种,涉及药物30种。

从对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方剂的分析来看,该书对方剂的配伍关系和加减变化,已相当严格,达到很高的水平,用于治疗伤寒病太阳经表实证的麻黄汤,药只四味,但配伍法度严谨,选药精审恰当,再者,注意依据不同情况而加减变化,如用于治疗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,由它加减变化而成的方剂达19种。方剂的加减变化也极有法度,体现了有常有变的遣方用药原则。

在方证结合方面,《伤寒杂病论》充分体现了因证立法、以法系方、据方用药的准则。如“以下有痰饮,胸胁支满,目眩,苓桂术甘汤主之。”痰饮为饮邪留于心下,阻碍虚阳所致,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渗,桂枝温阳化气,白术运脾燥湿,甘草调和脾胃,共奏健脾渗湿、温化痰饮之效,而所依之法,则在于“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”。理法方药,契合得当。

在剂型方面,《伤寒杂病论》在记述的剂型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类医书的记载,有汤剂、丸剂、散剂、酒剂、洗剂、浴剂、熏剂、滴耳剂、灌鼻剂、软膏剂、肛门栓剂、阴道栓剂等。针对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剂型,有助于疗效的提高。

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方剂大多切合临证,疗效可靠,如白虎汤治暑温、茵陈蒿汤治黄疸、白头翁汤治痢疾等等,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,并尊为“经方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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